【CEO访谈】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所有的成功都是痛苦的幸存

以下是对谈实录的精选与重构。

第一章：生存的哲学——“我们离倒闭永远只有30天”

罗根：如今英伟达已经是地球上最庞大的公司之一，但你依然保持着一种“创业公司”的心态。你曾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我们离倒闭永远只有30天”。这种危机感是真实的吗？还是只是一种管理手段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首先感到的不是自信，而是忧虑。这种不安全感、这种脆弱感，伴随了我 33 年。

罗根：这听起来很累。你认为这种焦虑是你成功的动力吗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我想是的。相比于“渴望成功”，我更被“恐惧失败”所驱动。我知道这在心理学上可能被视为不健康，但如果你问我这是否有效，我会说是的。这种恐惧让你时刻保持警惕。如果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你就无法改变策略；只有当你承认自己可能处于危险中，你才能从第一性原理（First Principles）出发去重新审视一切。作为领导者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展现脆弱性（Vulnerability）。如果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全知全能的超人，你的员工就不敢告诉你坏消息。但如果你的态度是“哪怕我是 CEO，我也可能搞砸，我们需要一起找出路”，那么全公司 4 万名员工就会成为你的后盾，帮助你从错误中调整过来。

罗根：所以你并不享受这种登顶的感觉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人们总是误以为成功是快乐的。其实成功的大部分过程是痛苦、孤独、不被理解和羞辱。创造新事物本质上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。当事情不顺时，那种痛苦是真实的；但正因为经历过那些痛苦，当事情终于做成时，你才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感激和骄傲。

第二章：三次“惊天逆转”——英伟达的濒死时刻

罗根：回顾过去，有哪些时刻是你真正觉得“我们要完了”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有三次。每一次我们都不得不进行那种“极限救球”（Diving Catch）。第一次是 1995 年，我们刚起步，与世嘉（Sega）合作开发游戏主机芯片。当时我们选择了一种名为“四边形纹理映射”的技术路线，但后来发现这是个巨大的错误，微软即将推出的 Direct3D 标准是基于三角形的。我们意识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：如果继续开发，我们会造出一个没人要的产品；如果停止开发，我们就违反了合同，资金链会断裂。

罗根：你是怎么解决的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我不得不去见世嘉的 CEO 入交昭一郎（Shoichiro Irimajiri）。我告诉他：“我们的技术路线错了，如果继续下去，你们的主机也会失败。我建议你们找别的合作伙伴。但是，我需要你们继续支付剩下的 500 万美元款项，否则我们公司就会立刻倒闭。”这听起来很疯狂，对吧？如果你是投资者，这绝对是 0% 回报率的买卖。但我必须诚实。那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答应了。他把这笔钱作为投资给了我们。这 500 万美元买下的股票，如果保留到今天，价值大概是一万亿美元。正是这笔钱让我们活了下来，并转型去开发后来拯救了公司的 RIVA 128 芯片。

罗根：这简直是奇迹。那另外两次呢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第二次是开发 RIVA 128 时，我们资金即将耗尽，甚至不够进行芯片的流片测试（Tape-out）。通常你需要先把设计发给工厂，生产出样品测试，发现错误再修改。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和钱。我用仅剩的一半资金买了一台模拟器，在虚拟环境中测试了所有软件。然后我给台积电的张忠谋打电话，请求直接开始大规模生产。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——没有人会在没看到芯片实物前就投产。但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我们也会死。幸运的是，芯片一次成功了。第三次就是 CUDA 的诞生。那是 2006 年左右，我们决定在显卡中加入通用计算功能（CUDA），这让芯片成本翻倍，但当时并没有客户需要这个功能。华尔街惩罚了我们，股价暴跌。但我们坚信这是未来的计算方式。我们要忍受长达数年的利润下滑和市场冷遇，直到 AI 时代终于来临，世界才发现我们造出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。

第三章：AI 的本质——通用函数逼近器

罗根：这种坚持最终让你们在 AI 时代成为了核心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AI 依然是个黑盒子。你如何定义现在的 AI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让我们回到数学课上。你有一个盒子（函数），输入数据，得到输出。以前，这个盒子里的规则是由人类程序员写的（比如 F=ma）。现在的深度学习，本质上是一个“通用函数逼近器”（Universal Function Approximator）。你不需要写规则，你只需要给它海量的输入（比如猫的图片）和对应的输出（标签“猫”），它自己会通过反向传播算法，调整内部数以亿计的参数，找出那个函数。现在的 AI 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它可以学习任何有输入和输出规律的事物。无论是牛顿运动定律，还是语言的语法，甚至是蛋白质的结构，只要有数据，它就能逼近那个真理。

罗根：这引发了巨大的恐惧。人们担心 AI 会产生意识，甚至控制人类。你担心这种情况吗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我认为这种担忧被科幻电影放大了。AI 的进步是渐进的，不是突然某一天它就变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。这就好比网络安全：黑客在进步，防御技术也在进步。我们每天都在利用 AI 来防御 AI 可能带来的威胁。这是一种动态平衡。至于意识（Consciousness），这是一个定义问题。如果说“意识”是指感知、推理、计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AI 已经具备了。但如果说“意识”是指那种生物性的自我体验、痛苦和快乐，那 AI 还是不同的。AI 是在模仿智能，如果它模仿得足够完美，在功能上它就等同于智能。

罗根：这种技术会加剧贫富差距吗？还是会缩小它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我相信它会缩小技术鸿沟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，你不需要学习 Python 或 C++ 就能编程。你只需要说人话。AI 让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增强。当然，我们需要能源来运行这些 AI 工厂，这可能会成为新的限制因素。但我相信，随着计算成本的指数级下降（这比摩尔定律还快，我称之为“黄氏定律”），智能将变得像电力一样普及和廉价。

第四章：肯塔基的少年与美国梦

罗根：你的成长经历非常独特。你是从台湾来的移民，但在美国最贫困的地区度过了童年？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是的，9 岁那年，父母把我和哥哥送到美国投奔亲戚。我们最终去了一所位于肯塔基州奥内达（Oneida）的寄宿学校。当时那是美国最穷的县之一。那个学校其实更像是一个少年管教所。我的室友是一个 17 岁的男孩，满身都是刀伤，那是他在上一场斗殴中留下的。所有的孩子都抽烟，我也跟着抽了一段时间。这就是我融入的方式。

罗根：从那样一个环境到现在的科技巨头，这种跨度太大了。

英伟达 CEO 黄仁勋：那段经历塑造了我的韧性。那时我们没有钱打长途电话，我和哥哥就用录音机录下我们想对父母说的话，寄磁带回台湾。父母听完后，再录上他们的回复寄回来。这一来一回就是两个月。我记得在磁带里，我兴奋地告诉他们我去了一家很棒的餐厅——麦当劳。我对他们描述那个汉堡包是多么美味，那个地方是多么明亮。这就是美国梦的缩影。我的父母为了给我们创造机会，放弃了他们熟悉的一切，做着最底层的工作。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，我只是那个极其努力工作、并且运气好到在几次必死无疑的关头活下来的人。

结语

在对话的最后，黄仁勋并没有谈论英伟达的下一个万亿目标，而是谈到了“痛苦”的价值。对于这位已经在科技之巅站立了 30 年的 CEO 来说，驱动他前进的并非是征服世界的野心，而是一种深刻的、几乎是本能的生存焦虑。“如果你想建立伟大的事业，”他说，“你必须学会忍受痛苦。甚至，你必须学会爱上痛苦。因为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，如果你不放弃，奇迹往往就在那里发生。”这或许就是在这个 AI 狂飙突进的时代，一位人类领袖能给出的最清醒的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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